施耐庵先生笔下的女人，差不多没有一个好货。冠以“淫妇”之名而被杀死的，有四位：潘金莲、阎婆惜、潘巧云、贾氏。
此外还有几个，白秀英、李瑞兰、李巧奴、玉兰。白秀英虽无“淫妇”头衔，却也是个傍县太爷唱酸曲儿的粉头，得势不饶人，欺负雷横及其老娘，被雷都头一枷劈死。李瑞兰害了史进，李巧奴害了安道全，玉兰害了武松。到头来都没好果子吃。
对于她们“该不该死”这个问题，历来有些争议。有一出折子戏叫《宋江杀惜》（又叫《坐楼杀惜》，戏中阎婆惜叫阎惜姣），是一出须生戏，周信芳先生演得最好。周先生把宋江动手之前的心理活动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：宋江拿着一把压衣刀，思前想后，矛盾重重，被阎婆惜逼到绝路，方才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。这出戏的结论并不含糊：阎婆惜该杀。宋江杀她，并不是因为戴了“绿帽子”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宋江倒是高姿态：“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，他若无心恋我，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？我只不上门便了。”可问题的要害是，阎婆惜拿住了宋江的软肋。倘若妇人举报，宋江要掉脑袋，梁山朋友也要受牵连。其实，仅就阎婆惜向宋江摊牌的三个条件看，也不算过分的，跟现今的“协议离婚”差不多：第一，解除原有婚约，任从她改嫁张三郎；第二，首饰衣物家具，均属阎婆惜，不许宋江日后来讨；第三，晁盖信上说的那一百两金子，归她。按照宋江的态度，“休说三件事，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”。怎奈那一百两金子当时他只留下一条，其余退回去了，眼下拿不出来。既然如此，阎婆惜就要以告官相威胁，这才让宋江“小胆翻作大胆”，拿刀“去那婆惜颡子上只一勒”——二奶闹事，历来就没有好结果。对于宋江杀惜，人们惯常是不当作“情杀”而当作“英雄行为”来看待的，是构成他的“呼群保义”的要素之一。
卢俊义浑家贾氏，与管家李固勾搭成奸。以卢俊义勾结梁山贼寇的罪名告官，要将卢置于死地。后来梁山军马打下大名府，活捉奸夫淫妇，被卢俊义“将二人剖腹剜心，凌迟处死”。对此，梁山众头领的态度是：“尽皆作贺，称赞不已”。
如果说，前后几位都要害人性命的话，杨雄老婆潘巧云，似乎并没有要加害老公的用心。她只是性格浮浪，与和尚裴如海偷情，被石秀发现，便嫁祸于石秀，使石秀掉了饭碗，仅此而已。这石秀便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设计杀了裴如海和胡头陀之后，便要教杨雄“做个好男子”：将潘巧云及丫环骗到后山，来一番逼供信，然后，将潘巧云先割了舌头，再开膛剖肚，尸体大解七块。整个事情，倒是石秀显得阴鸷凶狠。对于他的那个著名的绰号，石秀自己有个解释：“因为只好闲管，替人出力，以此叫做‘拼命三郎’。”这一回的闲事，依我看，他似乎管得过了一些。
四个女人，都有三个共同的特点。第一，貌美；第二，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；第三，都渴望与勾搭成奸的男人做长久夫妻。问题终于越闹越大，不可收拾。
不亲女色，似乎是英雄好汉们的一个“高贵品质”。美妇们多半只能守活寡。
书上说，“宋江是个好汉，只爱学使枪棒，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。这阎婆惜水也似后生，况兼十八九岁，正在妙龄之际，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”。卢俊义和杨雄，固然是十分豪杰，家境也殷实。但是，杨雄经常要值夜班，潘巧云说，“我的老公，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”。而这女人的魅力，能叫一堂和尚见了“都七颠八倒起来”的，怎耐得这般寂寞！卢俊义的浑家贾氏，没有关于她的相貌的描写，但是可以设想，卢乃北京城里有名的财主，若还没有几分颜色，他会娶吗？也因了卢俊义“平昔只顾打熬气力，不亲女色”，将贾氏晾在一边。中国男人一直有个误区，但凡一碰女人，就会损耗元阳，精气神大受影响，功夫也就白练了。贾氏不幸，正遇着这样男人。守着万贯家产，又有何用？若是现代社会，那好办，一条“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”，就是离婚的充足理由。可那时的女人，两条路，一是逆来顺受；二是红杏出墙。贾氏选择了后者。
潘金莲的婚姻，就不仅仅是“骏马却驮痴汉骑，美妇常伴拙夫眠”的问题了，这是公认的一桩极为残忍的婚姻。武大郎没有宋江的头脑，没有杨雄的豪杰，更没有卢俊义的财富。见到高大威猛的武松，她动一点心思，谁又能说这就是罪过呢？
我无意在这里为潘金莲做翻案文章。潘金莲自有她的罪责。武大郎矮小丑陋，并不是他的过失，更不犯死罪。从法律角度而言，潘金莲有她的犯罪故意──毒死武大郎，好与西门庆做长久夫妻；有她的犯罪事实──灌武大郎吃毒药并捂上被子；有她的犯罪后果──武大郎七窍流血身亡。无论主观客观，罪名成立，只不过不该由武松来行刑罢了。
潘金莲的悲剧，不是个人悲剧。仔细琢磨，结论只能是，封建社会早就该亡。
